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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彩金娱乐:今日话题 | 这个世界真的不会有“药神”吗?

来源:   作者:   时间:2018-07-12  浏览:

热议电影《我不是药神》正式上映两日,票房已有望超过5亿。9分的豆瓣评分也让许多人相信,这部电影的最终票房将会大爆,还会成为一部有口皆碑的现象级电影。看过电影的人,想必多数会认可这个判断,并能给出差不多的理由:这是一部有着高质量叙事水准的商业电影,同时,这部电影所描写的现实主义题材,击中了当代国人的心灵。一部国产片能兼具这两点,难能可贵。

其实,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能引发关注,是可以预料到的。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为上千病友代购印度仿制药引发的法律诉讼,很多网友一直很关注,这种道义与法律不相容的故事,总是容易引发人们的感慨。《我不是药神》很好的将新闻事件中的矛盾,搬上了荧幕,实际上提出了关乎整个人类社会的终极问题——“面对只有高价药才能挽救的疾病,穷人就活该忍受痛苦乃至死去吗?”很多观影者提到,故事的主题非常像《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而在笔者看来,故事还非常像《悲惨世界》,被法律所不容的主人公(冉阿让、程勇)积极拯救众生,而法律的执行者(沙威警官、曹警官)无法忍受道义上的拷问,而最终放弃了抓捕主人公——这个拷问就是,一个违背法律的人,真的有可能是救世主吗?

图:徐峥饰演的程勇在印度托人走私“格列宁”

在故事后面的法庭对峙中,“谁是救世主”这个问题再次被凸显了出来。医药公司的代表说,他们才是慢粒白血病患者的救世主,是他们研制出了给予病患以希望的神药,而不是药贩子程勇。而程勇的辩护律师则说,实际上,是程勇把药给到了病患手中,他才是病人的救命恩人。影片的最末,程勇被判有罪送往监狱,押送的警察特意放慢了车速,让程勇接受被他帮助过的病人的夹道欢送。这一幕感动了无数观影者,也反映出影片创作者的想法,程勇就是“药神”,就是救世主。

电影的这个态度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医药界人士的不满。电影中最称得上反面角色的,不是真卖假药的骗子张长林,而是一脸斯文、戴着眼镜的瑞士制药巨头的医药代表,这位代表全程就没有考虑过病人有多痛苦,经济上有多无力,而是反复强调“格列宁”接近4万元每月的定价合理合法。仿制药才500,正版药要4万,这天差地远的定价,就决定了在很多人心目中,程勇这样的走私药贩子是救世主,而制药巨头们是魔鬼。

图:瑞士医药巨头的代表在电影中成为反面人物

医药界人士的反击并不新鲜。“格列宁”(现实中叫格列卫)这样的靶向药为什么卖这么贵,这些年已经有很多人普及过,最通俗的说法是:“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换言之,研发成本巨大,才是药价高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药企贪婪。

在知乎、豆瓣等讨论社区中,不乏有人反复强调这一事实,指出“企业家和科学家不投入钱、赚不到钱,就不可能研发出各种救命药”,指出,制药企业就是同时存在“救世主”与“魔鬼”的两幅面孔,而纯粹的、不计回报的、普惠众生的“药神”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并认为电影创作者的反知识产权倾向,明显是理想化的,偏左翼的,乃至反市场经济的。这样的观点,或许会对电影的口碑构成一定挑战。在南方周末“健言”公号《是现实,还是煽情?医药界“反击”》这篇文章的留言区,最高赞的回答是,“一个人得了绝症,要违背自然规律,不愿死,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

这个世界真的就注定不会有“药神”吗?知识产权之于药企的意义注定要凌驾于病患的痛苦和生命之上吗?

也许我们都应该更新些知识,对这个问题做更多的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是一种全球性公共产品,从技术角度来说,使用知识的边际成本为零——通俗的说,就是不管一种药的研发成本有多大,只要研制成功了,其他人就可以以极为低廉的价格生产第二颗、第三颗,病患也都能搭上便车。在这样的情况下,研发药企无利可图,就无法对他们继续研发形成激励。因此才有了专利和各种知识产权制度。到此为止,是我们刚才就讨论过的。问题在于,只有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才能激励制药企业研发新药吗?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看来,这一传统看法也许是大有问题的。他表示,在当今这个即使一件商品也会涉及数千项专利的世界中,越来越稠密的“专利森林”有时会扼杀创新。在某些情况下,专利纠纷所产生的律师费甚至可能高于研发费用。在很多情况下,研发活动往往不是为了推出新产品,而是意在延伸、扩大和利用专利所赋予的垄断权力——所以,《我不是药神》中医药代表的丑陋脸孔,也未必是全然丑化。

图: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事实上,除了印度之外,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挑战现有的全球药品知识产权体系,如南非、巴西等,在这些新兴国家的政府过来,相比起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本国民众,药物的知识产权体系是没那么重要的。欧美各大制药巨头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不得不把人道主义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企业利润和新药研发受到的影响只能排在后面。

那这样的话,企业家、科学家无法得到激励,还能研发出各种救命神药吗?斯蒂格利茨认为,方法还是有的,但不一定非要用知识产权制度。他表示,“谈到资助和激励科学研究,至少有三种手段可以产生此类作用:一是国家直接参与运行的机制,该机制对科研活动给予直接支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都是主导该机制运行的重要机构;二是辅助性机制,例如:减税;三是政府机构、私人基金会或科研机构为做出杰出创新的人士或机构给予奖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1世纪经济的知识产权》,翻译/观察者网马力)

斯蒂格利茨还认为,专利保护制度的缺点在于,阻碍了知识的扩散,减少了全人类从知识中的获益,甚至还扭曲了经济。他认为当前专利保护制度的最终替代方案可能是构建一个类似开源软件的创新共同体(a creative commons),以便促进知识在全球的扩散。在他看来,知识的生产固然重要,在使用知识的过程中,追求商业利益不以牺牲人类的健康福祉为前提,这是同样重要的。

斯蒂格利茨的这个想法能否在制药界成为共识,目前仍是未知之数。但不论如何,“救世主”同时被当做“魔鬼”,甚至只被当做“魔鬼”,这样的现状是很糟糕的,对制药业的名声没有好处,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把走私“假药”的药贩子当做“救世主”——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人性,也是人道主义的光辉之处。

今日话题编辑:丁阳